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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办人是否必然对其所组建单位的增资行为负有出资义务?

2017/11/24 1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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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事人】上诉人(原审原告):某资产管理公司委托代理人:朱峰、王建力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某市海洋与渔业局原审被告:某海藻工业公司原审被告:某水产集团公司【审理结果】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基本案情1998年9月15日,某银行与某海藻工业公司(下称海藻公司)签订借款合同两份,约定海藻公司分别向某银行借款人民币410万元和500万元,用途为贷新还旧,利率为6.3525‰,到期日均为1999年3月15

【当事人】
上诉人(原审原告):某资产管理公司
委托代理人:朱峰、王建力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某市海洋与渔业局
原审被告:某海藻工业公司
原审被告:某水产集团公司
【审理结果】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基本案情
1998年9月15日,某银行与某海藻工业公司(下称海藻公司)签订借款合同两份,约定海藻公司分别向某银行借款人民币410万元和500万元,用途为贷新还旧,利率为6.3525‰,到期日均为1999年3月15日。同日,某银行与某水产集团公司(下称水产公司)签订保证合同一份,约定水产公司为该两笔贷款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主合同到期后两年。
2001年12月19日,某银行与海藻公司签订借款合同一份,约定海藻公司向某银行借款人民币200万元,利率为5.3625‰,到期日为2002年7月19日。同日,某银行与水产公司签订保证合同,约定水产公司对该笔借款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限为两年。上述合同签订后,某银行依约发放贷款,但借款到期后,海藻公司未偿还贷款,水产公司也未履行保证责任。
前两笔贷款到期后,某银行分别于1999年6月2日、2001年1月5日、2002年12月向海藻公司和水产公司进行过催收;后一笔贷款到期后,某银行于2002年12月进行过催收以主张权利。截至2004年3月20日,除本金1,110万元未还外,尚欠利息4,236,960.09元。另,水产公司系由某市海洋与渔业局(下称渔业局)于1989年组建,成立时注册资本40万元。1990年底水产公司申请变更注册资本,欲增资到6,593万元。1990年12月16日,渔业局向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一份证明,证明水产公司拥有资产6,593万元。
2004年3月,某银行诉至法院,要求海藻公司偿还贷款本息、要求水产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要求渔业局在6,553万元的增资范围内承担出资填补责任。在诉讼过程中,某银行将涉案债权转让给了某资产管理公司(下称资产公司),资产公司作为新的债权人承继了某银行的诉讼主体地位。
二、一审审理情况
(一)诉辩意见
某银行诉称:1998年9月15日,某银行与海藻公司签订借款合同两份,约定海藻公司分别向某银行借款410万元和500万元;2001年12月19日,某银行与海藻公司签订借款合同一份,约定海藻公司向某银行借款200万元。水产公司与某银行签订了保证合同,承诺对前述共计1,110万元的借款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合同签订后,某银行依约发放了贷款,但借款到期后,海藻公司未偿还贷款,水产公司也未履行保证责任。另外,因渔业局系水产公司的开办单位,其对水产公司申请增加注册资金负有出资义务,而现在无任何证据证明新增注册资金已实际投入。因出资未真实到位,渔业局应在增资范围内承担出资填补责任。综上,为维护某银行的合法权益,特诉至人民法院,请求判令海藻公司偿还贷款本息;水产公司对其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渔业局在6,553万元的增资范围内承担出资填补责任。
渔业局辩称:渔业局虽然是水产公司的开办单位,但是对水产公司申请变更注册资金不负有出资义务。因渔业局没有对水产公司增加注册资金的义务,故其对超出出资额范围的债务不负任何责任。渔业局作为水产公司行业管理部门出具的资金证明也不具有证明注册资金的效力,故不应为此承担民事责任。
海藻公司经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未发表答辩意见。
水产公司经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未发表答辩意见。
(二)审理结果
一审法院认为:某银行与海藻公司、水产公司签订的三份借款合同及保证合同,主体及内容合法,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均应认定为有效合同。某银行依约发放了贷款,到期后海藻公司未向其还款,依法应当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因此,某银行要求海藻公司偿还借款本息,符合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该院予以支持。根据保证合同的约定,水产公司应当对海藻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至于渔业局是否应在6,553万元出资不到位的范围内承担民事责任。该院认为,水产公司系由渔业局组建成立,1990年底该企业申请将注册资金由40万元增加到6,593万元,增资6,553万元。现某银行诉请判令渔业局承担增资部分出资不到位的民事责任,即承担注册资金填补责任。根据工商部门的材料,无证据证明渔业局对该6,553万元负有出资义务,某银行提交的渔业局向工商登记部门出具的证明水产公司拥有资产6,593万元的证据,也不能证明渔业局对增资部分有出资义务。在无法证明渔业局为出资人的情况下,请求判令其承担出资不到位的填补责任,依法不能支持。故某银行要求渔业局承担注册资金填补责任的诉讼请求,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海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某银行借款本金1,110万元,利息4,236,960.09元;二、水产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某银行要求渔业局在6,553万元范围内承担出资填补责任的诉讼请求。
三、二审审理情况
(一)诉辩意见
资产公司上诉称:一、渔业局应对水产公司在出资不实的范围内承担责任。水产公司系渔业局于1989年1月1日开办设立,作为水产公司的开办单位,渔业局理应对水产公司的注册资本负有出资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法发[1993]8号《关于印发〈全国经济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第五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如发现企业注册资金不实的,由开办单位在注册资金不实的范围内承担责任。一审法院认定渔业局对水产公司的注册资本不负有出资义务,从而驳回上诉人要求其承担出资不实的责任是错误的。二、渔业局理应在6,593万元虚假注册资金证明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1990年12月16日,水产公司向工商局申请变更注册资金为6,593万元,渔业局同日出具水产公司拥有注册资金6,593万元的注册资金证明书一份。根据法律规定,证明注册资金的真实性必须提供相应的银行进账单及权属证明,并要有验资单位出具的验资报告予以证实。但水产公司的工商登记材料中既无验资报告,也无任何能够证明其实际投入资金的相关材料。而渔业局在一审中所提供的水产公司1990年资金、经营情况汇总表等仅证明其公司在该年度的经营情况,对水产公司的注册资金是否投入不起任何证明作用。由此,渔业局应在其出具6,593万元虚假注册资金证明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与法律的公正,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渔业局辩称:本案变更注册资金的出资义务人是水产公司。水产公司成立后,其依当时企业经营资产状况及发展,向工商局申办变更注册资金,经工商局对企业申办手续审查后,核发给水产公司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答辩人既没有为其增加注册资金的义务,也没有为其增加注册资金的能力,故答辩人对超出出资额范围的债务不负任何责任。答辩人作为水产公司行业管理部门出具的资金证明不具有证明注册资金的效力,故不应为此承担民事责任。上诉人在二审中提出出具虚假注册资金证明责任问题,属于新的诉讼请求,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其请求。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海藻公司未提交陈述意见。
水产公司未提交陈述意见。
(二)审理结果
二审法院认为:关于本案水产公司变更注册资金的出资义务人问题,上诉人以其在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关于水产公司及所属企业改制方案有关情况的汇报》为依据主张渔业局在该汇报中承认其对水产公司增资注册投资不到位,因此认定水产公司变更注册资金的出资义务人为渔业局。但该汇报没有加盖渔业局的公章,且渔业局也否认曾出具过该汇报。因此,上诉人的该项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渔业局为水产公司变更注册资金时出具注册资金证明书的问题,渔业局在为水产公司变更注册资金6,593万元时所出具的证明书中言明,提供注册资金证明单位对被证明单位在注册资金额度内负连带责任。虽然渔业局在该证明书中的承诺不是担保法意义上的保证,但该承诺不违背法律禁止性规定,如果水产公司变更注册资金不到位的话,渔业局应按承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上诉人在一审时提供该证明书用以主张渔业局应当承担对水产公司投资不到位的责任,而没有主张渔业局应当承担出具虚假注册资金证明的责任,因此上诉人在二审时提出的该主张属于增加的诉讼请求,上诉人可对此诉请另行起诉。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上诉无理,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四、律师评析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渔业局作为水产公司的开办单位是否必须为其增资行为负出资义务并据此承担出资填补责任。本案中,根据《关于水产公司及所属企业改制方案有关情况的汇报》的相关内容,水产公司已经自认了此次申请增加注册资本的投资未真实到位的情况。因此,作为水产公司的出资义务人必然需要承担出资不实的法律责任。因水产公司系由渔业局于1989年组建,渔业局作为水产公司的主管部门是其设立时的唯一股东,所以在1990年底水产公司申请变更注册资本欲增资到6,593万元时,原告才会直接将渔业局作为水产公司的出资义务人并要求其承担出资填补责任。
其实,不难看出原告以此作为理由的做法仅仅是为了诉讼的需要,并没有扎实的证据和必然由渔业局承担责任的依据。事实上,所谓“出资填补责任”专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3l条:“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发现作为设立公司出资的非货币财产的实际价额显著低于公司章程所定价额的,应当由交付该出资的股东补交其差额,公司设立时的其他股东承担连带责任。”此条规定是专门针对非货币财产出资的违约责任问题,与本案的情况并不一致。另外,从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可以看出,出资违约行为是因没有按照公司章程中规定的认缴出资额而形成。本案中没有渔业局认缴出资的相关材料,也没有公司章程、银行进账单、验资报告等可以体现渔业局系水产公司增资部分出资义务人的相关证据。因公司申请增加注册资本的方式多种多样,并不仅仅限于原股东按出资比例增资的情况,还可以通过吸收新的股东、将公司的法定公积金、应分配利润等转为注册资本的方式进行增资,所以无法证实渔业局负有出资义务。这也是一审、二审法院未将渔业局作为出资义务人、未要求其承担出资填补责任的原因。
虽然通过本案要求渔业局承担出资填补责任已不现实,但渔业局毕竟在证明书中承诺提供注册资金证明单位对被证明单位在注册资金额度内负连带责任。所以可以依据渔业局向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水产公司拥有资产6,593万元的证明书追究其出具虚假注册资金证明的责任。但上诉人直至二审时才提出该主张,属于增加诉讼请求,所以二审法院对此不予审理,另行起诉主张渔业局应承担出具虚假注册资金证明的责任将成为较好的救济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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