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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保证期间后保证人又在债权人发出的催款通知书上盖章确认,如何确定新成立保证合同的保证期间

2017/11/24 1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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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事人】上诉人(原审被告):某开发建设公司委托代理人:田宁、王建力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某资产管理公司【审理结果】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基本案情  中国工商银行某市分行(下称工行)于1996年1-2月与某非金属矿产有限公司(下称矿产公司)相继签订五份借款合同,借款金额总计450万元。该五份合同的借款期限分别为1996年1月5日至3月5日、1996年1月9日至7月10日、1996年1月15

【当事人】
上诉人(原审被告):某开发建设公司
委托代理人:田宁、王建力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某资产管理公司
【审理结果】
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一、基本案情
    中国工商银行某市分行(下称工行)于1996年1-2月与某非金属矿产有限公司(下称矿产公司)相继签订五份借款合同,借款金额总计450万元。该五份合同的借款期限分别为1996年1月5日至3月5日、1996年1月9日至7月10日、1996年1月15日至4月15日、1996年1月19日至5月20日、1996年2月8日至6月10日。某开发建设公司(下称开发公司)对以上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限为借款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借款到期后,矿产公司未偿还借款,开发公司也未履行保证责任。后工行将该项目债权转让给某资产管理公司(下称资产公司)。
二、一审审理情况
(一)诉辩意见
    原告资产公司诉称:原告自工行受让对矿产公司、开发公司的项目债权后,矿产公司、开发公司均未履行清偿义务,要求矿产公司偿还450万元及相应利息,开发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原告举证证明:1998年3月31日,工行用挂号信形式向矿产公司、开发公司送达了《催收贷款通知书》,开发公司盖章予以确认。2000年5月17日,原告与工行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原告受让上述债权。同日,矿产公司、开发公司对该《债权转让协议》盖章确认。2001年10月26日,原告在《大众日报》上刊登债权催收公告,向矿产公司、开发公司公告催收债权。为证明本案债权未超过保证期间,原告提供了由开发公司签章认可的落款时间分别为1998年3月2日、1998年4月13日、1998年5月10日的五份《催收逾期贷款通知书》。
    被告开发公司辩称:上述催款通知书系工行工作人员李某,在超出保证期间后骗取其公章私自加盖形成。后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鉴定中心对上述《催收逾期贷款通知书》进行鉴定,鉴定结论为:上述五份《催收逾期贷款通知书》上所盖的印章印文与1998年7月3 1日、7月28日、8月24日的样本上印章印文的形成时间接近,落款日期处的手写字迹是同一支笔,同时书写形成,但具体盖章时间无法确定。
    另外,原工行计划科科长李某证实:1998年7、8月,其在工行国际业务部任主任,曾向矿产公司与开发公司用挂号信的形式寄去催收通知,但均没有成功送达。开发公司在催收通知书上的印章,是其在办理其他业务时顺便一起加盖的。因为已过诉讼时效,日期是其私自填写,开发公司不知此事。在送达《债权转让协议》时是空白的,其对开发公司讲贷款已经剥离给原告核销,你们不再承担保证责任,所以开发公司在债权转让协议上加盖印章。
(二)审理结果
    一审法院认为:民事案件只有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才能认定主张的案件事实成立、运用证据准确。本案的书面证据材料是《催收贷款通知书》、《债权转让协议书》,原、被告对这两份证据上加盖公章本身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被告对印章形成的过程和时间有异议,认为其带有欺诈性。欺诈必须有欺诈的故意,且欺诈方实施了欺诈行为----故意告知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了事实真相。但被告主张的欺诈行为仅有李某一人作证,并不能否定《债权转让协议书》、《催收通知书》的真实性,故对李某证言不予采信。同时鉴定中心的鉴定结论也不能否认债权转让协议的真实性。工行依据有关规定将债权转让给原告,不违背法律的规定,现原告依据债权转让协议向被告主张权利并无不当,其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一、被告矿产公司偿还原告借款450万元;二、被告开发公司对被告矿产公司上述给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二、二审审理情况
(一)诉辩意见
    开发公司上诉称:1、一审判决认定工行在法定期间内向被告主张了权利与事实不符。被上诉人资产公司借以证明向上诉人开发公司主张权利的五份催款通知,经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和工行原工作人员李某证言证明,是李某在超出开发公司保证期间后骗取公章私自加盖的,并且落款时间也是其私自填写,因此不能证明工行主张权利的事实。2、债权转让通知对上诉人已经没有法律效力。上诉人超过保证期间后在催款通知书上盖章,只是表明上诉人知道该债权转让,并不代表上诉人同意继续承担保证责任,也不能构成新的保证关系。退一步讲,即使双方形成新的保证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规定,由于双方对保证期间没有约定,该保证合同的保证期间应为6个月。但本案中,上诉人在债权转让协议上加盖公章后,被上诉人并未在6个月之内主张权利,上诉人的保证责任亦应免除。
    被上诉人资产公司辩称:1、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鉴定中心所做的鉴定书和李某的证言,不能否定工行已在保证期间内向上诉人主张权利的事实。司法鉴定结论是模糊的,不具有唯一性、排他性,是不科学、不真实的,李某的证言因没有其他证据佐证属于孤证,且其已离开工行,不能排除其与上诉人有利害关系,该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2、由于工行在1998年进行了五次催收,因此已开始计算上诉人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2000年3月1日、2000年5月16日,工行亦连续催收,诉讼时效再次中断。根据以上事实和相关法律,不存在上诉人已过保证期间、不再承担保证责任的问题。3、即使李某所言部分属实,也可以证明工行向上诉人主张权利的事实,上诉人也应承担保证责任。根据民法原理,上诉人向工行出具没有署名日期的催收通知书,属无限授权行为,授权人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即上诉人已经以其行为表明其放弃了诉讼时效的抗辩权,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维持一审判决。
(二)审理结果
    二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结论与原工行工作人员李某的证人证言相互印证,可以确认工行发出的《催收逾期贷款通知书》中上诉人开发公司的印章印文是同时盖印形成,落款日期处的手写字迹亦是同一支笔同时书写形成,因而不可能产生工行三次催收的情况。而鉴定结论中认定上诉人开发公司在《催收逾期贷款通知书上》所盖的印章印文与1998年7月31日、7月28日、8月24日的样本上印章印文的形成时间接近,说明催收逾期贷款通知书不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且该证据系工行的工作人员单方违规形成,故该证据不能作为被上诉人资产公司主张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有效证据使用。因此,在上诉人开发公司保证书约定的保证期间内,被上诉人资产公司没有提供主张权利的有效证据,保证期间已经超过。2000年5月17日的《债权转让协议书》上,上诉人开发公司加盖了公章,承诺继续履行原保证合同项下的保证义务,应认定为新的保证合同成立。但新的保证合同中没有约定保证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有关规定,保证期间应自盖章之日起六个月。被上诉人资产公司未在六个月内向上诉人开发公司主张权利,新的保证合同的保证期间也已经超过,上诉人开发公司的保证责任应予免除。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三)项之规定,判决:维持原判决第一项;撤销原判决第二项;驳回被上诉人资产公司对上诉人开发公司的诉讼请求。
三、律师评析
    从本案审理的情况来看,本案主要有三个具有关联性的焦点问题,即:(一)如何认定五份《催款通知书》的证据效力;(二)超过保证期间后,保证人又在债权人发出的催款通知上盖章,双方是否成立了新的保证合同;(三)如何确定新保证合同的保证期间。虽然,第一个焦点问题直接关系到第二、三个焦点问题的认定,但本案最关键还是第三个焦点问题,即如何认定新保证合同的保证期间。
    (一)五份《催款通知书》能否证明工行在保证期间内向开发公司主张过权利,开发公司是否已免除保证责任
    人民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应当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具有真实性的证明材料不具有证据资格,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经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该五份《催款通知书》的印文是同时盖章形成,且印文形成的时间与8月份的印章印文形成时间接近,五份催款通知落款日期系同一支笔同时书写形成。另结合李某的证明,该五份催款通知落款日期为其事后同时私自填写。可见,上述五份催款通知书不具有客观真实性,不具有证据资格,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且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结论已经当事人质证,证人李某亦出庭作证,该两份证据之间相互印证,不仅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也合理排除了证据与事实之间的矛盾。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七十七条最佳证据规则,完全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结合该两份证据还可以证实,五份催款通知的真正形成时间是在1998年8月,而开发公司担保的最后一笔借款合同于1996年6月10日届满,其保证期间已于1998年6月10日届满,也佐证工行未在保证期间主张权利的事实,因此开发公司应当免除保证责任。
    (二)上诉人在《债权转让协议》上签章的行为,能否认定为开发公司重新提供担保
    由于保证期间属于除斥期间,具有不变性和到期后权利义务关系立即消灭的法律后果,因此一旦保证期间届满,债权人即丧失对保证人享有的实体权利。工行未在保证期间内向开发公司主张权利,开发公司的原保证责任已免除。但上诉人开发公司在2000年5月17日的《债权转让协议书》上加盖公章,承诺继续履行原保证合同项下的保证义务,该债权转让协议含有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内容,保证人开发公司亦盖章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应当如何认定保证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后又在催款通知书上签字问题的批复》之规定,应认定双方成立新的保证合同。
    (三)如何确定新保证合同的保证期间
    由于债权转让协议具有要求开发公司继续承担保证责任的内容,开发公司在该协议上签章,应当视为双方成立新的保证合同,但双方并未就新保证合同的保证责任期间进行约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应当如何认定保证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后又在催款通知书上签字问题的批复》中亦未进行规定,因此各地法院认识不一。笔者认为,由于新保证合同并没有对保证期间进行任何约定,根据《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之规定,其保证期间应为新的保证合同成立之日起六个月。就本案而言,即便是开发公司重新提供的保证成立,保证期间应为2000年5月17日至2000年11月16日,但在该特定期间内被上诉人资产公司未向开发公司主张权利,已经超过保证期间,故开发公司不应再承担保证责任。而被上诉人资产公司认为应当视为保证期间约定不明,按照担保法的规定保证期间为两年,所以本案没有超过保证期间。由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该问题争论颇多,该案最后提交二审法院审判委员会研究,二审法院审判委员会经集体讨论,最终支持上诉人的观点,即认为保证期间没有约定,保证期间为六个月,最终本案得以上诉成功。
    本案代理律师通过对上述关联性焦点问题的仔细分析,从证据的客观性、真实性和关联性角度,集中阐述了对五份催款通知书证据效力的代理意见,使二审法院否定了五份催款通知的证据资格和证明效力,从而为二审法院最终认定原保证合同已超过保证期间,提供了充分的事实依据和证据支持。同时,根据《担保法》相关规定,对双方新成立保证合同的保证期间进行界定,又使二审法院审委会研究确定新成立保证合同的保证期间为六个月,最终免除了开发公司的保证责任,维护了开发公司的合法权益。通过本案的成功代理,使笔者认识到:要使案件代理工作取得预期效果,必须认真分析案件的每一个法律关系以及法律关系之间的关联性,要从法律关系的各个环节入手,找到最关键的环节,只要关键环节能够突破,就有可能代理成功,本案即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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