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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银行和信用社脱钩遗留问题的处理

2017/11/24 1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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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事人】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某市分行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某市城区农村信用社委托代理人:田宁、王建力【审理结果】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基本案情1988年5月4日,某市信用社资金市场(下称资金市场)与中国农业银行某市分行(下称农行)签订一份《筹资拆借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根据省政府(87)29号文件和地区计委(88)24号文件精神,为支持某涤纶厂建设,农行筹借资金500万元。筹借期限

【当事人】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某市分行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某市城区农村信用社
委托代理人:田宁、王建力
【审理结果】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基本案情
1988年5月4日,某市信用社资金市场(下称资金市场)与中国农业银行某市分行(下称农行)签订一份《筹资拆借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根据省政府(87)29号文件和地区计委(88)24号文件精神,为支持某涤纶厂建设,农行筹借资金500万元。筹借期限:3-7年还清,自1988年5月4日起至1995年5月4日。利率为月息8.4厘,每年11月底对一次利息,力争全额付清。”1988年8月12日,资金市场又与农行签订一份《筹资拆借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农行筹借资金300万元,筹借期限自1988年8月12日至1995年8月12日。”此协议书的其他内容与前一协议约定内容相同。上述协议签订后,资金市场依约给付资金,但农行仅偿还了部分利息(利息结算至1992年12月20日)。另资金市场是某市城区农村信用社(下称信用社)的下属单位,后资金市场被撤销,其债权债务由信用社承继。
1989年3月6日,信用社支付给农行100万元,农行向信用社出具收据一份,该收据记载:金额为100万元,资金利率为月息20.85‰,期限为3-7年,每年11月底以前计付利息。1989年11月2日,信用社又支付给农行200万元,农行向信用社出具收据一份,该收据记载:金额为200万元,资金利率为月20.85‰,期限为3-7年,每年11月底以前计付利息。农行的该两笔拆借资金均用于集资建设涤纶厂,农行在收到信用社的资金后,即于收款当日将所收款项划转至某建行,并分别与建行订立了书面协议,有关拆借金额、期限、利率方面的约定与信用社与农行之间的约定一致,另双方在协议中约定:“建行在收到农行划转的资金后,以贷款方式将资金贷给涤纶厂,用于涤纶厂建设,由建行监督使用并负责放贷和收回;到期由建行负责结清本息归还农行,如过期不还,加收20%的罚息。”对该两笔款项,农行仅偿还信用社部分利息(利息农行已与信用社结算至1992年12月20日),对借款本金300万元及剩余利息至今未还。
对农行拆借的以上四笔款项,信用社分别于1996年1月29日、1998年4月6日向农行进行书面催收,但农行仍未偿还,故信用社于1999年9月15日提起诉讼。
二、一审审理情况
(一)诉辩意见
原告信用社诉称:被告农行共从我社拆借四笔资金,分别是:1988年5月4日拆借500万元,利率为月息 8.4‰,于1995年5月4日到期;1988年8月12日拆借300万元,利率为月息8.4‰,于1995年8月12日到期;1989年3月6日拆借100万元,利率为月息20.85‰,期限为3 -7年;1989年11月2日拆借200万元,利率为月息20.8‰,期限为3 -7年。以上四笔拆借资金均已到期,经我社多次催收,被告迟迟未还。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偿还拖欠我社借款1100万元及相应利息。
被告农行辩称:1、我行没有拆借原告的资金,而是代表信用社集中了原告的资金。我行分四次集中原告的资金1100万元是按照地委、行署、地区人民银行的要求,完成由其分配给我行的任务。我行集中原告的资金后,当天划转给建行,建行以其名义将资金贷给涤纶厂使用。我行与信用社签订的两份《筹资拆借协议书》和我行出具的两张涤纶厂集资收据,只是我行集中原告资金的两种形式。2、我行不应作为本案的被告,不应承担责任。在1994年农行与信用社脱钩之前,农行领导和管理信用社。当时农行与信用社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我行与信用社应为共同原告,而不应成为被告。3、建行应当作为本案的第三人参加诉讼。我行与原告之间、我行与建行之间是基于同一法律事实上的两个法律关系,建行履行义务与否,同我行与原告之间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建行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第三人,故应追加建行为本案的第三人。
(二)审理结果
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所签订的两份《筹资拆借协议》,尽管是在政府干预下实施的,但并不能改变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借贷关系,且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意思表示真实,合同的主要条款具备,合同的内容并不违反有关法律规定,并已实际履行,依法应认定为有效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应严格遵守和履行。原告已依约履行了合同义务,被告未能如约履行偿还借款本息的合同义务,构成违约,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原告主张的被告向原告出具涤纶厂集资收据的两笔资金,因双方没有订立书面合同,与前两笔借款不属同一法律关系,系农行与信用社脱钩遗留资金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及农行与信用社脱钩遗留资金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精神,对原告所诉请的该部分主张应当中止审理,待中国人民银行出台相关处理意见后再恢复审理。信用社与农行脱钩之前虽接受农行的领导与管理,但期间信用社独立核算,账目、资产与农行相分离,是两个不同的单位,被告称其当时与原告是一个机构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被告与建行之间属委托借款关系,与本案的借款合同不属同一法律关系,被告可另行主张权利,本案不予审理。故对被告要求追加建行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的请求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二十四条、第四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原、被告之间分别于1988年5月4日和1988年8月所签订的两份《筹资拆借协议》为有效合同;二、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800万元、利息8,823,360元。
三、二审审理情况
(一)诉辩意见
农行上诉称:本案系“行社脱钩”遗留资金问题,在1994年农行与信用社脱钩之前,农行领导和管理信用社。最高人民法院通知要求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行社脱钩遗留资金问题处理意见出台前,各级法院暂不受理此类案件,原审法院违反该通知规定,在中国人民银行处理意见尚未出台的情况下,作出判决是错误的。一审未追加建行参加诉讼属遗漏主体,我行将信用社资金集中后,当天划转给建行,建行以其名义将资金贷给涤纶厂使用,因此建行与案件事实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应当追加建行为本案第三人。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并责成重审法院对本案继续中止审理。
被上诉人信用社辩称:本案借款是基于双方签订的书面筹资拆借协议发生,属于合同之债,体现的是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的意思自治。该协议书约定明确,借贷关系清楚,因此本案应属普通的民事借款纠纷,不属于行社脱钩的遗留资金纠纷,不应中止本案审理。虽然,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曾有一定的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但二者是两个独立的单位,账目和资产分离实行独立核算,因此上诉人农行应承担还本付息的责任。上诉人和建行之间有独立于本案的借款协议,其与本案属两个不同的借贷关系,追加建行参加诉讼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理结果
二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经电话请示最高人民法院,认定本案农行与信用社的资金拆借纠纷为行社脱钩遗留问题,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及农行与信用社脱钩遗留资金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精神,裁定中止本案审理,待中国人民银行出台相关意见后再予以恢复。2005年6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了《关于对涉及农业银行与农村信用社脱钩遗留资金纠纷案件恢复诉讼程序的通知》,于是,二审法院对本案恢复审理。
二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涉及农业银行与农村信用社脱钩遗留资金纠纷案件恢复诉讼程序的通知》规定,本院依法恢复此类案件的审理,因此,上诉人要求继续中止审理本案的请求不予支持。信用社、农行之间分别于1998年5月4日和1998年8月12日签订的两份《筹资拆借协议》,虽然是在政府协商背景下签订,但该合同仍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因此属于有效合同,农行应当履行合同义务。1998年5月4日和1998年8月12日,信用社、农行签订的两份筹资拆借协议对建行没有拘束力,建行与农行之间的关系是另外一个法律关系。因此,把建行追加为本案当事人没有合同和法律依据。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四、律师评析
本案法律关系并不复杂,是农行和信用社之间的资金拆借法律关系,但由于农行在1994年以前,一直领导和管理信用社,致使对该资金拆借是否属于“行社脱钩遗留问题”产生争议。
二审审理过程中,二审法院经电话请示最高人民法院,认定本案农行与信用社的资金拆借纠纷为行社脱钩遗留问题,遂裁定中止本案审理,待中国人民银行出台相关意见后,再予以恢复。但是,中国人民银行出台相关处理意见似乎遥遥无期,如果案件久拖不决,将不利于信用社债权的实现。为此,我们同信用社积极向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国人民银行反映案情,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出台恢复审理该类案件的相关规定。经过不懈努力,最高人民法院终于2005年6月下发了《关于对涉及农业银行与农村信用社脱钩遗留资金纠纷案件恢复诉讼程序的通知》,明确全国法院恢复对该类案件的受理、审理和执行,从而使该案审理得以恢复并最终胜诉。信用社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后,农行迫于生效判决的即判力,要求当地政府进行协调,最后在政府的协调下,农行和建行分别归还信用社欠款,委托人信用社成功回收了债权。
通过该案的代理工作,不仅最大限度地维护了本案委托人信用社的合法权益,而且促使人民银行协调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对涉及农业银行与农村信用社脱钩遗留资金纠纷案件恢复诉讼程序的通知》,从而使全国农村信用社系统相关案件的审理、执行得到全面恢复,对此类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具有非同一般的法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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