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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条款违反行政性政策文件是否无效

2017/11/24 1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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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事人】上诉人(原审原告):某市城区农村信用社委托代理人:田宁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某市分行【审理结果】改判全部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基本案情  1989年3月6日,某市城区农村信用社(下称信用社)支付给中国农业银行某市分行(下称农行)100万元,农行向信用社出具收据一份,该收据记载:金额为100万元,资金利率为月息20.85‰,期限为3-7年,每年11月底以前计付利息。1989年

【当事人】
上诉人(原审原告):某市城区农村信用社
委托代理人:田宁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某市分行
【审理结果】
改判全部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一、基本案情
    1989年3月6日,某市城区农村信用社(下称信用社)支付给中国农业银行某市分行(下称农行)100万元,农行向信用社出具收据一份,该收据记载:金额为100万元,资金利率为月息20.85‰,期限为3-7年,每年11月底以前计付利息。1989年11月2日,信用社又支付给农行200万元,农行向信用社出具收据一份,该收据记载:金额为200万元,资金利率为月20.85‰,期限为3-7年,每年11月底以前计付利息。农行的上述两笔拆借资金均用于集资建设某涤纶厂。农行在收到信用社的资金后,即于收款当日将所收款项划转至某建行(下称建行),并分别与建行订立了书面协议,有关拆借金额、期限、利率方面的约定与信用社与农行之间的约定一致,另双方在协议中约定:“建行在收到农行划转的资金后,以贷款方式将资金贷给涤纶厂,用于涤纶厂建设,由建行监督使用并负责贷放和收回;到期由建行负责结清本息归还农行,如过期不还,加收20%的罚息。”
    对上述两笔款项,农行仅偿还信用社部分利息(利息农行已与信用社结算至1992年12月20日),对借款本金300万元及剩余利息至今未还。信用社分别于1996年1月29日、1998年4月6日向农行进行书面催收,但农行仍未归还。后信用社将农行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农行偿还借款本息。
二、一审审理情况
(一)诉辩意见
    原告信用社诉称:1989年3月6日、11月2日,农行分别向信用社拆借资金100万元、200万元,后农行仅向信用社支付了部分利息,余款至今未还,请求判令被告农行偿还借款300万元及相应利息。
    被告农行辩称:本案属农行与信用社脱钩遗留资金纠纷案件,因此应当中止审理,待中国人民银行出台相关处理意见后再恢复审理。另建行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应当追加建行为本案第三人。
(二)审理结果
    一审法院认为:信用社与农行脱钩之前虽接受农行的领导与管理,但其账目、资产与农行相分离,与农行是两个不同的单位。被告农行为向原告信用社筹集资金而向原告出具了两份集资收据,双方在集资收据中对借款金额、利率、借款期限及利息结算方式等均作出明确约定,已经具备借款合同的主要条款。因此,农行向信用社出具的两份收据,应视为原、被告之间签订的资金拆借合同。1988年9月27日,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进一步控制货币稳定金融的决定》(下称《决定》),该决定规定“专业银行之间拆借资金最长不得超过三个月”,本案300万元的资金拆借行为发生于该决定颁布以后,应受该决定的约束。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借款期限为3-7年,显然违反了上述规定,故该条款无效,其他条款系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应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当切实遵守,被告未履行还款义务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但双方对合同条款无效均有过错,由于合同条款无效所造成的损失各自承担,对信用社主张的超过三个月的利息不予支持,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应由信用社承担。对于被告农行要求追加建行参加诉讼,因无法律和事实依据,不予准许。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五)项、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控制货币稳定金融的决定》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涉及农业银行与农村信用社脱钩遗留资金纠纷案件恢复诉讼程序的通知》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信用社和被告农行订立的两份资金拆借协议中关于借款期限的合同约定无效,其他合同条款有效;二、被告农行支付原告信用社300万元本金及自借款之日起三个月内的利息(被告农行已经支付的利息从中扣除);三、驳回原告信用社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二审审理情况
(一)诉辩意见
    信用社上诉称:1、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合同法》相关规定,确定合同无效的法律依据应为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决定》并非法律、行政法规,一审法院以该《决定》为依据认定约定借款期限的合同条款无效,适用法律完全错误。2、《决定》规范的是“专业银行之间”的资金拆借行为,但上诉人为非银行金融机构,不属专业银行范畴,因此,《决定》对上诉人没有法律约束力。3、本案的资金拆借行为是为建设涤纶厂,在政府的干预下而发生,因此双方关于拆借期限为3-7年的约定具有历史特殊性。综上,请求依法改判资金拆借合同全部有效,并判令被上诉人农行支付全部借款本息。
    被上诉人农行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应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理结果
    二审法院认为:1988年9月27日国务院颁布《决定》,该《决定》规定“专业银行之间拆借资金最长不得超过三个月”,而上诉人为非银行金融机构,不是专业银行,不符合该《决定》的规范主体,因此本案不适用《决定》的相关规定。本案两份集资收据应适用《经济合同法》的规定,资金拆借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并无合同无效的情形,一审判决认定集资收据视为资金拆借合同正确,但认定借款期限条款无效错误,属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一、变更原审判决第一项为“两份资金拆借协议为有效合同”;二、农行向信用社支付借款本金300万元及合同约定的全部利息。
四、律师评析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决定》是否可以作为认定民事合同效力的法律依据,以及该《决定》是否适用于上诉人。对此,代理律师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阐述上诉人不属于《决定》的规范主体,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代理意见被二审法院采纳,上诉人信用社的合法权益得以有效维护。
    (一)行政性政策文件不能作为认定民事合同是否有效的法律依据
    《合同法》颁布前,否定合同效力的现象过于泛滥,造成了大量社会资源的损失和浪费。为维护交易安全、严格控制无效合同的范围,《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明确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为无效合同,从而把确定合同效力的法律依据限定为法律与行政法规。为保证上述条款的正确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又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而本案一审判决适用的《决定》是有关控制货币、稳定金融的通知,性质上属于行政性政策文件,而非国务院制定的具有强制效力的行政法规,因此不能将该《决定》作为认定合同是否有效的法律依据。
    (二)上诉人不属于专业银行,《决定》对上诉人没有约束力。
    《决定》规定“专业银行之间拆借资金最长不得超过三个月”,可见《决定》规范的是“专业银行之间”的资金拆借行为,专业银行在当时主要是指工商、农业、中国、建设等国有商业银行。而上诉人信用社属非银行金融机构,而非专业银行,因此《决定》对上诉人没有约束力,一审法院适用《决定》处理本案显属不当。
    (三)本案资金拆借期限的约定具有特殊的历史背景,若仅保护上诉人三个月的利息,对上诉人显失公平
    本案的资金拆借行为是为建设涤纶厂,在政府的干预下而发生,因此双方关于拆借期限为3-7年的约定具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其与普通专业银行之间的商业性资金拆借不同。并且在资金拆借期间,农行领导和管理信用社,拆借资金的期限并非由信用社单方决定,若认定资金拆借协议约定的超过三个月的利息无效,对上诉人信用社显然极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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