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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人根据国家政策将债权转让给资产管理公司,是否须经担保人同意

2017/11/24 1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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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事人】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某资产管理公司委托代理人:黄金华、田宁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某县造纸厂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某县电力总公司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某县电业局【审理结果】一审支持部分诉讼请求,驳回对某县电力总公司、某县电业局的诉讼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申诉驳回申诉请求  一、基本案情  1996年12月11日,某银行与某县造纸厂签订

【当事人】
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某资产管理公司
委托代理人:黄金华、田宁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某县造纸厂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某县电力总公司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某县电业局
【审理结果】
一审支持部分诉讼请求,驳回对某县电力总公司、某县电业局的诉讼请求
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申诉驳回申诉请求
    一、基本案情
    1996年12月11日,某银行与某县造纸厂签订借款合同,约定银行向造纸厂发放贷款1000万元,期限为4年。同日,银行与某县电力总公司(下称电力公司)签订保证合同,电力公司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限自主合同生效时起至主合同失效时止。其中,保证合同第五条约定“本合同生效后,贷款方和借款方如需变更主合同的有关条款,应征得保证人同意,由三方签订书面协议。”第十三条约定“有关本合同的任何补充、修改、变更等,均需三方共同协商同意,并订立书面补充或修改协议。该补充或修改协议生效后,与本合同有任何不符之处,则以该补充或修改协议为准。”
根据国务院有关规定,1999年12月20日,银行将上述债权转让给某资产管理公司(下称资产公司),并向造纸厂履行了通知义务。后因造纸厂、电力公司不履行还款义务,资产公司向法院起诉。
    二、一审审理情况
    (一)诉辩意见
     原告资产公司诉称:根据国务院有关规定,原告自银行受让了本案债权,但被告造纸厂却未予还款,电力公司亦未履行保证责任。且被告某县电业局与电力公司实为同一单位,应一并承担保证责任,故请求判令被告造纸厂还款,电力公司、电业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被告造纸厂辩称:原债权人银行曾与造纸厂达成债转股协议,但尚未经上级批准,因此现要求与原告共同办理债转股手续,原告不得要求还款。
    被告电力公司和电业局共同辩称:债权转让未经保证人同意,依法应免除保证人的责任,并且分期还款的前三笔已过保证时效。
    (二)审理结果
    一审法院认为,原债权人银行与造纸厂签订的借款合同真实、合法,为有效合同,造纸厂应按约履行还款义务。在原债权人银行将债权依法转让给资产公司后,造纸厂应当向资产公司履行还款义务。造纸厂对其要求债转股的主张未提供证据,法院不予支持。又因保证合同为合法有效合同,当事人应受合同的约束。保证合同中对保证期间的约定为“自主合同生效时起至还清全部借款本息时止”,依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应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二年。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分期还款的,以最后一笔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计算诉讼时效,保证期间亦应以此为起算点,即自2000年12月11日起算,债权人主张权利并未超过保证期间。合同的变更包括合同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和内容的改变,合同的转让即为合同主体的改变。保证合同第五条的约定,是对合同变更的特殊约定。本案中原债权人银行将保证合同权利转让给原告,合同主体发生改变,属于保证合同中约定的合同变更的范围,但原债权人并未按保证合同的约定征得保证人同意并订立书面补充协议,原债权人的转让行为违反保证合同关于合同变更的约定。因此,保证人电力公司不再承担保证责任,电业局亦不承担责任。综上,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造纸厂偿还原告资产公司借款本金1000万元及相应利息;2、驳回原告对被告电力公司、被告电业局的诉讼请求。
    三、二审审理情况
    (一)诉辩意见
    资产公司上诉称:本案保证合同第十三条中“合同的变更”,不包括合同的转让。该约定中的“变更”与“修改”“补充”并列在一起,指合同内容的“修改”、“补充”,所以此处的“变更”应理解为合同内容的变更,不包括合同的转让。合同的变更与转让为两个相互独立的法律概念,因此两者不能混淆,更不存在相互的包容关系。况且,银行向上诉人转让债权属政策性转让,即使原借款担保合同中对债权转让有限制条款,也仅适用于商业性债权转让,对本案并不适用。银行是根据中发(1999)12号文件、国阅(1999)54号会议纪要和1999年12月13日总理办公会议精神,将本案债权转让给资产公司,故本案债权转让属政策性转让,约定保证合同变更须经保证人同意的条款并不适用于政策性债权转让。请求依法改判,判令两被上诉人电力公司和电业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造纸厂上诉称:该贷款不属于不良资产,更不属于政策性剥离的范围。银行与上诉人造纸厂之间的借款合同签订于1996年12月11日,借款期限为4年,至上诉人资产公司受让债权时尚未逾期,因此其不属于“不良资产”。国务院《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按照国务院确定的范围和额度收购国有银行不良贷款;超出确定的范围或者额度进行债权转让的,须经国务院专项审批。”因资产公司受让债权的违法性、无效性,决定了其原告不适格,故请求法院依法驳回资产公司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电力公司和电业局共同辩称:原债权人银行将债权转让给上诉人资产公司,债权人、债务人均未通知答辩人,且三方亦未签订任何借款担保合同的修改或补充协议,担保人依法不再承担保证责任。依据《担保法》第二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保证人与债权人事先约定仅对特定的债权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原审判决正确,请求予以维持。
    (二)审理结果
    二审法院认为,1、银行与造纸厂、电力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保证合同符合法律规定,均为有效合同。银行按约履行了放款义务,造纸厂应当承担偿还借款本息的民事责任。银行将该债权转让给资产公司后,向造纸厂送达了《债权转让通知》,造纸厂在该通知上对其债务予以盖章确认,应视为对该债权转让行为的认可。造纸厂上诉称,因债权人变更,原告主体不适格,其不应承担还款义务,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2、根据国务院《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人民银行、财政部、证监会<关于组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和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意见>的通知》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人民银行、财政部、证监会<关于组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意见>的通知》中“待核销呆帐以及1996年以来新发放已逾期的贷款不属于此次剥离范围”的规定,本案所涉债权是1996年12月发放的贷款,还款履行期尚未届满,不属于国家此次剥离不良贷款的范围。因没有证据证明该债权转让是国务院专项审批的政策性转让,则应属一般性债权转让。因此,某资产公司诉称该笔债权转让属政策性转让,不应受当事人约定条款约束的理由,不能成立。3、保证合同第十三条约定:“有关本合同的任何补充、修改、变更等,均须经三方共同协商同意,并由三方订立书面补充或修改协议”。双方当事人对合同变更是否包括主体的变更发生争议,依据《经济合同法》(1993年)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合同的变更应包括主体的变更。根据《民法通则》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合同一方将合同的权利、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的,应当取得合同另一方的同意。故上述合同约定的变更应当包括合同主体的变更。银行没有经保证人协商同意并签订书面协议,将债权转让给资产公司,违背了所签保证合同的上述约定,因而对保证人没有约束力。原审判决电力公司、电业局不再承担保证责任,驳回资产公司对电力公司、电业局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四、再审审理情况
    (一)诉辩意见
    资产公司申诉称:1、本案所涉债权的转让是经国务院专项审批的,属政策性转让,二审判决对不良贷款剥离范围的理解有误。根据2002年8月2日人民银行办公厅的复函“1999年6月18日国务院第40次总理办公会议决定,同意银行向资产公司剥离1000亿元不良贷款”,本案债权就是此1000亿不良贷款中的一笔,因此本案贷款显然属于政策性转让的不良贷款。2、二审判决将对国家不良贷款的处置产生严重影响,请求法院依法对该案进行再审,改判被申诉人电力公司、电业局对造纸厂的债务依法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被申诉人电力公司辩称:1、本案贷款不属于不良贷款。银行与造纸厂的借款合同签订于1996年12月11日, 借款期限为4年,至申诉人资产公司受让债权时尚未逾期,因此其不属于“不良资产”。2、贷款的发放时间也决定了本案贷款不属于不良贷款的剥离范围。根据国办发(1999)33号文件《关于组建资产管理公司的意见》第四条的规定,本案债权不属于不良贷款剥离范围。3、债权转让未经专项审批。人民银行办公厅2002年8月2日的复函仅证明银行向资产公司剥离不良贷款的额度,而申诉人无任何证据证明本案所涉超范围的剥离系经国务院专项审批。请求法院依法驳回申诉。
被申诉人造纸厂、电业局均未予答辩。
    (二)审理结果
    再审法院认为,银行依据国务院转发的有关规定向资产公司转让债权的协议,与银行与造纸厂的借款合同,不是同一个法律关系,没有必然的联系。本案所涉贷款是否属于政策规定的剥离范围,举证责任应由资产公司承担。造纸厂在一、二审中认可该债务,应认定为一般性债权转让后的债务承担。保证人电力公司在主合同变更后,没有接到变更通知,依照原保证合同约定的变更限制条款,当事人没有再按约订立新的协议的情况下,保证人对原借款合同不再承担保证责任。综上,再审法院认定:资产公司的再审申请理由不符合再审条件,原审判决应予维持。
    五、律师评析
    虽然本案二审和再审判决均对原一审判决予以维持,但笔者对此有不同认识,有必要进行一下探讨。笔者认为:本案债权的转让系经国务院批准的政策性转让,且未超过国务院确定的剥离范围与额度,因此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资产公司的特殊性规定。
    根据《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第二条、第十一条和第十四条之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是按照国务院确定的范围和额度收购不良贷款,超过部分须经国务院专项审批。收购不良贷款的资金来源主要是部分再贷款和发行金融债券。而纵观包括本案债权在内的资产公司受让1000亿元债权过程,不难确定其应属于政策性债权转让。1999年6月18日,国务院第40次总理办公会议决定,同意银行向资产公司剥离1000亿元不良贷款。1999年12月16日,银行与资产公司签订《资产剥离转让协议》,约定银行向资产公司转让1000亿元不良贷款。2001年3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下达(2001)56号批复,批准资产公司向银行发行金融债券1000亿元,专门用于收购银行剥离的1000亿元不良贷款。因此,银行剥离给资产公司的1000亿元不良贷款,是按国务院确定的额度和范围进行的,符合《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和人民银行有关规定,显然应属于政策性转让。
    1999年4月4日,国务院发布国办发(1999)33号文件,即《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人民银行、财政部、证监会〈关于组建资产管理公司〉的通知》,该《通知》规定“1996年以来新发放并已逾期的贷款不属此次剥离范围”,法院即依此认定发放于1996年12月的本案贷款不属于不良贷款的剥离范围。事实上,该通知的出台背景决定其适用范围极为有限,不应作扩大解释。通知发布前,因全国建设银行存在大量不良贷款,国务院遂决定组建资产公司对建设银行的不良贷款进行收购、处置,因此出台上述通知专门对建设银行向资产公司剥离不良贷款的范围作出规定。由此可见,通知所载的不属于不良贷款剥离范围的仅系指建设银行1996年以来新发放并已逾期的贷款,而并非指本案银行的贷款。况且,国务院将银行1000亿元不良贷款剥离给资产公司的决定系在国务院第40次总理办公会议上,此时上述通知已发布了两个月,因此上述通知规定的贷款根本无法涵盖银行剥离的不良贷款,上述通知不应适用于本案债权。被申诉人以对建设银行贷款剥离范围的规定来抗辩本案银行的债权,显然适用对象错误。再者,本案银行成立于1994年3月17日,其发放的贷款多属政策性贷款,且此次剥离的1000亿元不良贷款大多到1996年之后才逾期,96年以前逾期的贷款寥寥无几,若仅剥离96年以前的逾期贷款,对银行实际意义不大,所以国务院办公会议才决定将银行的贷款(包括1996年以后发放的贷款)剥离给资产公司一并处置。本案贷款虽发生于1996年以后,但银行对资产公司的债权转让仍属于政策性转让。
    2005年5月30日,为统一金融资产公司在收购、处置不良资产中发生纠纷案件的审理标准,明确有关法律的具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下发了《关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处置银行不良资产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法[2005]62号),该通知第二条明确规定:“国有商业银行(包括国有控股银行)向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转让不良贷款,或者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处置不良贷款的,担保债权同时转让,无须征得担保人的同意,担保人仍应在原担保范围内对受让人继续承担担保责任。担保合同中关于合同变更需经担保人同意的约定,对债权人转让债权没有约束力。”这一规定恰好与本案相符,也佐证了本案代理观点的正确。但遗憾的是再审法院对上述规定未予适用。目前该案已由最高人民法院提审,笔者期待着本案最终能有一个公正的处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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